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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7 21:13:45 | 查看: 8| 回复: 0
  广角镜头拍摄的图片
  中国小康网讯 近日,一个名为“千万别用广角相机给狗拍照”的话题引发热议,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作品,可是你知道么,半个多世纪前,却有人用鱼眼相机给人拍照,拍成了科幻经典,这是咋回事呢?一起来看一下。
  好莱坞有这样一位华人,他是影史十大摄影师之一,被称为“拿摄影机的诗人”“光影大师”;他获得过11次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并2次获奖;他的事迹被选入《不列颠百科全书》;好莱坞为了纪念他,专门设立吉美奖以表彰有成就的华裔电影摄影师,他的名字叫黄宗霑。
  黄宗霑1899年出生于广东台山永安村,5岁时随父亲移居美国,家里以经营杂货店为生,12岁时,购买了一台柯达“布朗尼”相机,从此摄影成为他一生的兴趣。黄宗霑16岁时丧父,被旅居俄勒冈州的世叔收容,以装沙丁鱼罐头过活。少年黄宗霑曾兼干职业拳师,1916年到洛杉矶谋生,在一家照相馆当了一名小助理,以此为契机,向好莱坞发展。
  1919年,大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拍摄某部大场面的影片时,黄宗霑担任场记,因为对摄影表现出浓厚兴趣,就被摄影师收入门下。不到两年,黄就升为摄影师助理,并利用空闲时间替演员拍照。
  有一次,黄宗霑为女明星玛丽·迈尔斯·明特拍摄了几张肖像,创意性地把浅蓝眼珠摄成了黑色,反而更添妩媚,结果他成为“第一个能把蓝眼睛明星拍出神韵的黑白摄影师”。玛丽到处替他宣传,并极力推荐为其所主演的《命运之鼓》、《松岭恩仇记》担任摄影,一试牛刀,成绩果然不凡,于是渐被好莱坞人士注意。而后黄宗霑陆续参与了《千面人》《乐园思凡》等重量级影片,奠定了其摄影界地位。到30年代初,黄宗霑已经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摄影师了。
  1928年4月,黄宗霑应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邀请,回国访问,受到当时电影界人士热烈欢迎。他在明星公司的欢迎茶会上,和大家分享了奋斗经历和艺术心得。当时,明星公司正在拍摄《火烧红莲寺》4~6集,黄宗霑为明星公司从美购买了一套米歇尔摄影机和滤色镜头,并向摄影师董克毅传授了好莱坞最新的电影技术。
  由于黄宗霑一直想拍一部有关祖国的电影,就带着摄影机回国,为以后的影片准备素材。他这次回国拍摄的素材,后来成为约瑟夫·冯·斯登堡导演的影片《上海快车》中的背景。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仇日情绪在美国国内蔓延开来。 身材不高的黄宗霑经常被当作日本人,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就做了一块小圆牌,上面写着醒目的“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一到外出时就挂在胸前。他的爱国情操感召了一众好莱坞白人影星朋友,他们为了声援他,胸前也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小圆牌。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
  抗战期间,黄宗霑被邀请回国拍摄的抗战,服务于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虽然政府的官僚主义让此事未能成行,但黄宗霑仍然坚持在华纳公司的摄影片场拍摄了战争纪录片。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选派孙瑜、黎莉莉电影人员赴美深造,在好莱坞雷电华公司,专们习彩色片摄影及洗印技术两年,得到黄宗霑的很大帮助。而且,黄宗霑顶着种族歧视的压力,排除万难介绍他们加入美国摄影学会,开了我国电影史上的先例。
  1948年初,抱着在祖国拍摄一部片子的强烈愿望,黄宗霑离开好莱坞回国。他要制作和导演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他购买了拍摄权并请专业作家改写剧本,邀请著名影星黎莉莉饰演虎妞。为了得到黄包车夫生活的第一手知识,他专门到北平的胡同里拍摄黄包车夫的纪录片资料。为了让镜头下的人们显得更自然,黄宗霑不用取景器拍摄,而是把把摄影机藏在外衣里面。
  但因为当时国内紧张的局势,黄宗霑的拍片愿望未能实现,不得已离开祖国。回到美国后,他试图继续制作《骆驼祥子》,但是发现离开故土,再高明的手法也难以拍出京味十足的影片,出于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以及对老舍先生的尊重,鱼眼和广角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引以为终生憾事。
  黄宗霑在晚年提起这件事时说:“我拍摄《骆驼祥子》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发出一个申诉的声音;假如中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保障,那么,我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社会掀起了浪潮,影响波及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许多左翼人士遭受政治迫害,或被捕入狱、或流亡他乡。电影界是重灾区,而华裔亚裔人群是迫害的主要对象。
  黄宗霑受到了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因为他曾经跟诸如约翰·加菲尔德、罗伯特·罗逊、刘易斯·梅尔斯通等上了“黑名单”的人合作过。虽然没有发现对他不利的证词,但还是被怀疑为“间谍”,因为“他愿意在制作影片时与人合作”。
  不关心政治的黄宗霑被列入了灰名单,没有一家大制片公司敢雇用他了。一代大师为了维持生计,只得流落到独立制片厂拍摄小成本影片。但是他却在Cult片(邪典电影)领域遍地开花。黄宗霑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第二生命》(1966年)。他创造性地使用了9毫米鱼眼镜头,用诡异的空间感象征人的精神异化,成为当时好莱坞最先锋的尝试,启迪了无数后进的导演。
  尽管黄宗霑追求最新的电影摄影技术,但是他不满足于此。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民的影片的愿望一直萦绕在他的心怀。电影《骆驼祥子》既然搁浅,他又在小说家妻子桑诺拉·巴布的帮助下,尝试创作一部关于旧金山唐人街生活的剧本,但是由于资金短缺,这个计划失败了。他晚年最大的挫折就是未能独立导演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完整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
  1970年,黄宗霑去西班牙拍摄《骑手》,由于和导演意见不合,他只拍了三个星期就被解雇了。回到洛杉矶不久,一向身体强壮的他突然病倒了。他的最后六年是在病中度过的。《教父》前两部都想请他出山拍摄,但都因健康原因作罢。1976年7月12日,他在自家花园里与世长辞。
  纵观黄宗霑一生,从影时间达57年之久,在受到极端种族歧视下,仍取得卓越的电影艺术成就,登上好莱坞的巅峰,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夏衍同志这样评价他:“黄宗霑是一位自学成材、不断创新的电影摄影艺术大师,同时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国电影工作者要认真向他学习,为使我们的电影艺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努力。”(朱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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